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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封七十年的隐蔽战线英雄邹毕兆

观察者 发表于 2021-3-1 10:17:50| 字数 10,526|来自:陕西西安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尘封七十年的隐蔽战线英雄邹毕兆
    ——一位离休老人对上级邹毕兆的回忆

   
                 路福贵

【摘要】: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,红军就已经拥有了一支“制信息权”的无线电侦察部队。他们能破译当时敌人所有密电,掌握敌人最高层、最直接、最核心机密,为红军成长壮大、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。本文通过本人回忆、走访老红军邹毕兆亲属,研究英雄亲笔回忆录、查阅历史文献,不仅还原了隐秘在历史长河中的隐蔽战线英雄邹毕兆的历史真容;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敌我双方最高层次的统帅部决策高度,原汁原味地再现了红军由弱变强的战斗历程。
【关键词】:秘密武器;粉碎第四次围剿;绝地逢生;四渡赤水;战胜分裂;奠基大西北;破译战1050︰0。
       
  隐秘在历史长河中的红军英雄

  有一位中国工农红军最高荣誉“红星奖章”(全国仅166人)获得者、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特殊贡献的“破译三杰”之一、我党我军保密半个世纪的“秘密武器”、毛泽东点名随身带走的红军英雄,竟然隐秘在历史长河中长达七十多年。不仅宣传红军老英雄邹毕兆的资料极少,而且内容不实,有不少内容是以讹传讹。直到本文写作之时,很多网站、甚至是政府网站、特别是全世界著名的“百度搜索·百科”,把邹毕兆随中央军委二局担任破译科副科长、在长征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历史功勋,错位为“随王震率领的红军第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,参加长征”,把邹毕兆参加长征的时间、单位、职务全部搞错。

  而真实情况是:邹毕兆(1915-1999),湖南新邵县严塘镇夏家村人,1915年生。1930年参加红军,任红三军七师组织干事。1934年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,1936年任破译科长。1944年(不是1934年)任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副参谋长。1949年任邵阳军分区司令员,61年任邵阳地委副书记,后调任省国防工办副主任(副省级待遇),为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  问题出在哪里呢?主要原因在于当年对敌斗争的需要,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做为“绝密”保密,直到本世纪初才解密。解密之后,由于隐蔽战线原创资料稀缺,我们对红军英雄人物的宣传又没有及时跟上,有人主观猜测,以讹传讹。时至今日新时代,我们必须正本清源,揭开尘封70年的历史大幕,人们才会发现在历史长河中,蕴藏着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无限辉煌。

  1949年10月,我就认识了带领我们南下的湖南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邹毕兆(35岁)。当时,我是中共邵阳县委秘书处的干事(16岁),参加剿匪,听过他的报告。1961年,邹毕兆转业任中共邵阳地委副书记,我调到邵阳地委任常委秘书。三年后,我调任绥宁县委副书记。1974年,邹毕兆带领我六次晋见国家副总理王震,建成了城步南山中国第一高山牧场。改革开放时期,我们都上调省直机关。我俩零距离交往五十年,我虽然知道他是红星奖章获得者,但是他在中央军委二局破译密电是核心机密,不便多问。2016年10月,我应湖南城步县委的邀请,再次重走长征路,我不仅爬上老山界,而且造访了红军后代,看到邹毕兆亲撰的回忆录、照片、勋章。特别是我亲见邹毕兆万言回忆录《玻璃杯》后,我惊奇地发现,它是我离休22年来、担任湖南省委党史联络员以后所见到的红军破译敌军密电的最直接、最全面、最真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。

  本文根据当年最直接当事人其中尤其是“破译三杰”之一的邹毕兆回忆录中的五个关键节点(粉碎第四次围剿、绝地逢生、四渡赤水、保卫党中央、奠基大西北),来重现历史的真实。

制造“玻璃杯”,粉碎第四次“围剿”  
      邹毕兆回忆录写于1988年,题目叫《玻璃杯》。他第一句话就说:“毛泽东说:“和蒋介石打仗,我们是玻璃杯押宝,看得准,赢得了。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”。

  1932年10月,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福建建宁成立,这是我军第一个无线电侦察单位。11月16日,局长曾希圣和报务员曹祥仁破开了敌军第一个密电码,这是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发展的里程碑。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立即打电话给曾希圣,以“送一个好脑袋”名义推荐三军团优秀报务员邹毕兆到二局。1932年12月,17岁的邹毕兆调到二局后,很快就大展才华。他不仅无线电报务能力突出,而且学会破译敌人密电码!邹老回忆:“我是参加曾希圣局长、曹祥仁他们破密码,因而得到经验和启发,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”。

      从此以后,中央红军对敌军所有密电都能破译。邹毕兆豪气干云地说:“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凡配有电台的师旅以上的司令部,他们干什么,只要通过电报,我们也就知道什么”!

  1933年1月,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发动了第四次"围剿"。红军只有4万人。但是,红军已经能够全部破译敌军密电。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

  邹老在回忆录中说:“蒋介石派吴奇伟九十师由抚州进到浒湾,要向金溪北进犯,总司令部决心歼灭该敌。1月8日我军部队拂晓出发,但是吴奇伟几时前进的电报尚未收到。天大亮了,红军各部尚在原地待命。大概八点过后,才收到吴奇伟师出发前进的电报。我们破译科立即破译出来。有了这个电报,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的阵地开进。吴奇伟的铁军第九十师,遭红军痛击,损失惨重,狼狈败回。红军得胜后,紧接着回军进攻南丰。在红军攻城时,蒋介石调动大军分三路企图断我后路。二局及时掌握了蒋介石这一情报,向宜黄方向迎击前来的西路敌人。结果于2月27、28日在东黄陂将正在调动集结的第五十二师、第五十九师,在行进中一举彻底消灭”。

    “蒋介石仍不甘心,再以两个师,从中路再向广昌前进。我军又于3月21日在草台冈将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基本歼灭,陈诚急得吐血。就这样蒋介石的第四次“围剿”,就在我根据地边缘被粉碎了。” 特别让人大长志气的是,由于破译密电,红军险些捉住蒋介石。邹老回忆:“蒋介石在第四次‘围剿’遭到惨败后,亲自来到崇仁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视察。在敌人电报中,(二局)确悉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南昌。‘聊以观山景水色,示形败而不馁’。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立即指派了截击的部队。后来敌人电报说,蒋介石临时改乘汽车,侥幸地走脱了,免做刀下之鬼”。

  1933年7月9日,中央红军“破译三杰”受到最高奖赏。邹毕兆回忆:“1934年“八一”节,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。曾希圣局长获二等红星奖章,破译科长曹祥仁和我获三等红星奖章(邹毕兆奖章号码79号)。由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,并在会上讲话”。

破译密电,绝地逢生
  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14个月里,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三人顽强破译了敌军352本密码,几乎每天破一本。但是,博古、李德却弃之不用,热衷于“寸土必争”、“短促突击”、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,于是,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了。邹毕兆说:“(博古)依靠德国人李德当顾问并捧成(共产)国际代表,实际由李德指挥一切,最后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,突围长征”。

  1934年10月6日,秋风萧瑟,于都水寒。邹毕兆随中央军委组编的“红星纵队”走上漫漫长征路。中央红军长征时二局组成人员是:局长曾希圣、副局长钱壮飞;一科(破译)科长曹祥仁、副科长邹毕兆(无科员);二科(校译)科长李作鹏(4位科员);三科(侦收)科长胡立教,有侦察电台6部、侦收人员二十多人。其余数十人为后勤、警卫人员。

       ①1935年1月17日,遵义会议胜利结束。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,为革命带来了生机。1月19日,中央红军向贵州土城推进,准备北渡长江,与红4方面军会合。28日清晨,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。当时对敌情判断不准,原计划歼敌3个团。可是越打越多,敌人实际是8个团。红军伤亡不小,朱老总亲自挥枪上阵,干部团也被派上前线。

  为什么没有掌握好敌情?二局破译科不是能够破译敌军全部密码吗?互联网上有文章说:那是因为译电员写错了一个字,把旅写成了团!这种说法纯属主观想象。实际情况是军委二局对最新遭遇的四川军阀电台,还没有来得及布控。27日下午,二局随军委到达土城后,立即投入全部无线电侦察力量搜寻郭勋祺旅电台。但是,下午3时,红军与郭旅的战斗已经打响。28日清晨5时,红三、红五军团向青杠坡川军发起猛攻,激战4个小时,抓获川军俘虏审问,发现郭、潘2旅均为“模范旅”,每旅3个团,而非常规2个团,且装备精良。

  中央急需了解全面敌情。周恩来、王稼祥满面尘土赶到二局,对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说:“你们赶快摸清敌情,我们帮你们弄饭”!曾曹邹已经夜以继日地连续破译十几个小时,这时更加聚精会神。28日下午3时,复杂的川军密码终于被破译。邹毕兆回忆说:“我们在战斗中边收报边破译。郭勋祺密码叫‘正密’,是自编本,还是复杂的‘来去本’。曾局长、曹祥仁同志和我,紧张地日夜破译,经过一天多的时间,把密码破译出来了”。 他们不仅破译了郭旅密电,同时破译了整个川军密电。这才把敌情完全弄清:红军周围已布满了八个旅敌军,仅仅剩下一个东南方的口子还没合拢。中央收到二局准确情报后,立即改变作战计划,西渡赤水河,跳出了重围。

      这是红军生死之战,是二局破译敌人密码之后,才睁眼看到十面埋伏、万丈深渊,让红军绝地逢生。陈云于二渡赤水前后传达遵义会议精神,在谈到“北渡长江”的决定时,他说:那时“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,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。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。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,亦正在此”。

  但是,毛泽东从来没有否认过土城战斗是一次失败的战斗。毛泽东首先勇于担责,绝不把责任推给下面。他说:“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,伤亡还很大,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,拳头不硬(没有集中兵力),责任在我们军委,不怪下面”

      同时,更重要的是他善于“吃一堑长一智”“把坏事变成好事”!毛泽东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结了土城之战的经验教训,握紧了他和朱德、周恩来共同锻造的“绝密武器”,打好了紧接而来、震惊世界的四渡赤水之战。

毛泽东亲自主管破译科,精准击中敌软肋
  四渡赤水之战,是红军长征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。而这个转折点是在敌我40︰3的惊人数字下面实现的。敌军多达40万、150个团,而红军不过3万,2月10日整编为16个团,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,半数是非战斗人员,每百人才有40条枪。没有根据地,没有后勤粮站,没有地方党组织,没有医院,没有民兵,没有妇联、儿童团。上有敌机轰炸,下有反动民团肆虐。邹毕兆顶头上司、“龙潭三杰”、二局副局长钱壮飞行军时落单都不幸被民团杀害牺牲。邹毕兆破译的敌军密电里一片狂妄叫嚣:红军“饥疲不堪,稍立辄倒地.每枪仅弹数枚”、“各部应轻装截击,一网打尽”!但是,“天道酬勤”,红军不仅有坚定的信仰,而且有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,有了荣获红星奖章的红军“破译三杰”。在土城突围之后,毛泽东临危不乱,勇立潮头,亲自动手,发挥“绝密武器”的“撒手锏”作用,危难之际,反手一击,一招制敌!

    博古回忆:“3月4日,中央军事领导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,朱德为司令员,毛泽东任政委。毛泽东任政委后,亲自主管(二局)一科(破译科),直接掌管(敌军)电台的通讯往来,以此指挥战斗行动,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”。

      邹毕兆回忆:“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,并要求绝对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”。“毛主席深入到我们军委二局,不仅亲自批阅密电,还和我们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”。

    红军于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。此后半个月,数十万敌军疯狂尾追围剿。军委的行军计划一日一变,变化的依据就是破译敌人密电。其中7-10日的四天内,破译科就连克敌军6本新密码,为中央军委提供了上至蒋介石、下至各路“围剿”军的具体部署和行踪。毛泽东总揽全局,发现敌军大兵云集川南,黑风滚滚,乌云压顶,而黔北相对空虚,立即以过人胆识、弥天大勇提出绝妙一招:“回师东进,再渡赤水,重占遵义”。

    2月25日,二局无线电侦察,发现娄山关只有黔军柏辉章三个团,周围无重兵,立即电告彭德怀,全歼该敌。邹毕兆回忆:“根据破译密电,红军又发现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遵义之南。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,中革军委于2月28日零时发出作战命令:“一、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,坚决猛追该敌。”在追击中又破译密电,侦察到吴奇伟的军指挥部设在遵义东边的忠庄铺,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警戒。毛主席立即派出第一军团从水师坝杀过去。吴奇伟吓得屁滚尿流,带着一个团溃逃。他和军部逃过了乌江,立刻把浮桥砍断,让随行一个团的1800多官兵成了红军俘虏。二渡赤水,精准击中敌人软肋。红军连克桐梓、娄山关和遵义,横扫200里,歼灭和击溃中央军2个师、黔军8个团,毙伤敌2400人,俘敌3000余人,缴获步枪2000余支、子弹30余万发,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。这次胜利至关重要。它不仅让遭受重创的红军得到喘气、补充,能够再战,而且让全军上下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战略眼光的远大、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。

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,三万打败四十万
   两军决战岂止在沙场。邹毕兆说:“共产党长期破译国民党蒋介石的密码,好似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”。这句话就是“四渡赤水之战”最生动的写照。

  1935年3月16日,红军三渡赤水,这是一次全军佯动。因为被击中软肋的蒋介石接受了教训,改“长驱直入”为“抱团稳步推进”。于是,红军在茅台镇架设2座浮桥,大摇大摆地渡河,目的就是调动敌人从黔北到川南。敌人果然中计,敌军飞机如获至宝地报告蒋介石。3月19日,破译科在古蔺大村镇连续破获敌军3本新密码。多份落款“中正”的密电揭示:坐镇重庆的蒋介石(难怪川军如此卖命)已知红军位置,派兵跟进。三渡赤水时,毛泽东又密令工兵在太平渡、二郎滩维修二渡赤水时的老浮桥,为更加精彩的四渡赤水拉开了序幕。

   1935年3月21日,红军四渡赤水,蒋介石当晚发出密电,调动多达40万大军围堵,一窝蜂追来。

  请看世界战争史上通过破译密电,致使两军统帅部同一天发出同一个“敌情通报”的无与伦比的传奇:蒋介石于1935年3月21日24时拍发给龙云的密电(见照片,云南省档案局2016年10月公布,云南省政府22日凌晨1时收到),被红军同时侦收,22日13时被破译后送到毛泽东面前,22时变成红军总司令部的《敌情通报》。蒋介石密电中的第一项73字变成了红军语气的“敌情”:“蒋探悉野战军于21日晨由太平渡、二郎滩一带渡赤水河,向东回旋”27字。而蒋介石密电中的第二至第七项的155字的围追堵截的兵力部署,丝毫不差地变成了红军掌握的“敌军部署”:“郭勋祺旅正在跟追之中。蒋令上官云相所部在遵义、桐梓、松坎各地严阵固守……”(略)

     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兵力部署,竟然在红军系统与蒋军系统同一天下达,同一天呈现在两个正在搏命厮杀的军队多级指挥官面前。

  毛泽东早已得到二局密报:3月24日,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,坐镇指挥。而贵阳防备空虚,仅有九十九师的4个团。毛泽东立即指挥红军掉头南下,直逼贵阳。猛虎掏心,攻其所必救。蒋介石听说红军直奔贵阳而来,像是一个“斩首行动”,心惊肉跳,胆战心寒,急令各路人马火速到贵阳救驾,同时准备了空、陆两条逃命通道。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中将回忆说:“蒋介石当晚拉稀了。反复的起夜,又造成宋美龄着凉感冒!”
  在邹毕兆回忆录中,有他站在两个统帅部、两个颠峰的记述:“1935年4月4日,红军先头部队已向贵阳逼近,4月5日中央军委也已过脚都河到谷集(均在贵阳城东面)。这时,我们二局的工作,更显得非常忙碌和紧张认真。刘伯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,常来了解工作情况。红军突过乌江时李抱水十六军也急忙跟着从遵义南开,其他敌人都在拼命地向贵阳涌来保驾,孙渡率滇军亦急向贵阳开援。细查贵阳城内九十九师,分守在城四周高地上,与贵阳需要守备的范围相比,疏疏落落,不过区区几批小分队而已。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”。

    不仅如此,4月2日,二局破译蒋介石密电有“显有东窜之势”的话语。毛泽东又知微见著,火上浇油,让蒋介石错上加错,再派出一部兵力,向贵阳东北瓮安方向佯动,故意让敌机发现。蒋介石益发坚定了他的错判:红军要到湘西!紧急命令各路国民党军向东“星夜驰进”,“均至瓮安附近会剿”!邹毕兆回忆:“由于红军佯为东进,孙渡的滇军三个旅竟向贵安东开。蒋介石的军队全数东调,去布置一场战略大决战。毛主席也正要诱使敌人尽量向东调,去的越多越好,蒋介石做的与毛主席希望的竟弄到一块去了,只是最终目的不同”。

  4月9日,两军无线电嘀嘀声仍然不绝于耳,无线电侦察的最高境界——破译密电却是无声无息。但是,于无声处听惊雷!中央红军在贵阳以东20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,从贵阳、龙里之间敌军防线30公里的空隙中穿过。在摩尔斯电报发明91年之后,在古夜郎国崇山峻岭间,出现了世界战争史的一大奇迹:国民党150个团、40多万大军,都按照“夜郎自大”的蒋介石密电日夜兼程东进,目标是围歼“朱毛红军”;而作为被围歼目标的“朱毛红军”三万将士,在蒋介石眼皮底下,按照红色电波的指引,以日行120里的速度,朝向贵州西南进军,目标是经云南北上抗日。被毛泽东“声东击西”妙计牵着鼻子走的蒋介石,直到4月23日,红军已经进入千里之外的云南,才大梦初醒!

毛泽东随身带走破译英雄保卫党中央
  
      1935年6月12日清晨,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8月4-6日,中央政治局开会,邹毕兆回忆:“对于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方针,中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争论得很激烈。曾局长领来中央给的任务,要我们提供密息说明敌情的严重。…最后(会议)决定红军分成左、右两路军北进。毛主席、周副主席等军委领导及军委机关随右路军行进”。8月底,左右两路红军走出草地。但是,张国焘一意孤行,9月8日,他不但命令左路军南下,而且强行命令右路军也南下。8日晚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博古、王稼祥、徐向前、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病榻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,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,促其执行中央决议北上。但是,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。9月9日,陈昌浩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,准备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。彭德怀回忆:“军委参谋部(张国焘已任红军总政委)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,连一、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。从此以后,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。与中央隔绝了,与一军团也隔绝了”

     野心家张国焘,不仅收缴了党中央、毛泽东的“绝密武器”,而且切断了党中央和各个军团其中尤其是一、三军团的无线电联系,妄图让党中央孤立无权,变成瞎子、聋子,随他摆布。面对张国焘凭借实力胁迫中央的危急态势,毛泽东当即和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、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开会商量,强调按照党章党规办事——坚持中央决议北上抗日方针,这是铁的原则。决定趁夜脱离张国焘,率一、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。邹毕兆回忆:“过草地到巴西时,军委二局住在前敌总指挥部。总指挥徐向前,政治委员陈昌浩,参谋长叶剑英。约在9月9日黄昏时,叶参谋长通知我们立即回中央军委驻地,并要曾希圣、曹祥仁和我先走,二局单位随后赶来。我们三人到军委驻地时,首先见到彭德怀军团长,他见我们来到高兴极了,象是松了口气。这时才知道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军返回,再过草地南下,中央决定率第一、第三军团继续北上。气氛很紧张,部队正在加强戒备,以备万一”。

  在中央和红军最危急的时刻,毛泽东都念念不忘军委二局,其中尤其是三位破译密电的英雄,点名随身带走。由此可见“绝密武器”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。

为党中央奠基大西北做好情报保障
    1935年10月19日,军委二局随军委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,立即投入了对国民党西北“剿共”总司令部电台和“围剿”军各部电台的侦察。邹毕兆回忆:“各个军阀部队的密电编码水平比蒋介石嫡系差距很大”。11月4日,军委二局破译敌人密电,敌57军四个师和67军的一个师,分别由甘肃合水和陕西富县两个方向对进,妄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以北地区。他们的行踪,每天都在二局监视之下。20日10时,毛彭下达作战命令:“21日歼敌109师于直罗镇”。21日拂晓,红一、红十五军团协同对直罗镇之敌109师发起猛烈进攻,全歼该敌。翌日凌晨,又破译敌人密码,得悉敌106师、111师、108师的态势。23日,红军主力转入打援,再歼敌人一个团。直罗镇战役,红军共歼灭敌军一个师另一个团,毙敌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1000余人,俘敌5367人,缴获长短枪3522支,轻机枪167挺,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“围剿”,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。

破译密电,红军︰敌军=1050︰0

  中央红军的长征1年零几天。出发时86000人,到陕北吴起镇时只剩7200人。平均每走一公里就有4人倒下,每11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。但是,红军的精华保存了,中共中央核心保存了,三个方面军的军队保存了,中共中央长征北上抗日战略目标达到了。红军长征,随时都在运动中,绝大部分情报来源靠破译敌军密电。正是破译了这些密电,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、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,提供了基础和保证。邹毕兆亲手记录的中央军委二局破译敌中央军、各省军阀以及东北军的密电码,从1932年10月到1936年10月,4年时间多达1050本。原总参三部部长、开国少将彭富九同志说:“邹毕兆亲手记录的登记本,完整地记录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破开的所有密码,邹毕兆同志还给它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——《心血的贡献》。建国后,我把这个见证技侦史的小本子交给保密室,现已成为技侦档案的‘镇馆之宝’”!

      自从1844年5月摩尔斯电报产生以来,编写密电和破译密电相克相生。美国举全国之力破译日本密码最多,高达75本。其它国家也有破译英雄。但是,他们大多是破译部分密电、取得几个战役、战斗的胜利。而红军在八十多年前就能破译当时敌人所有密电,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却没有一个。1933年蒋介石下令,在自己的侍从室组建了专门破译密电的机构,让他手下密码破译第一干将黄季弼侦译红军密电。黄季弼埋头苦干了两个多月,却沮丧地报告说:“毫无头绪,实属无从着手”。邹老回忆:“我军自编密码,是那个时代最先进,最安全的密码体制,这个密码体制在红军中被称为“豪密”,最早编制这套密码的人署名伍豪,伍豪就是周恩来”。

     1050︰0!红军破译敌军密电的成就,世界第一,而不是之一!毛泽东说:“二局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、顺风耳”!毛泽东为军委二局定性:“没有二局,长征胜利是难以想象的”!1939年初,在安塞二局会议上,毛泽东更加深情地说:“如果没有二局,长征时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”,并且当场题词:“好的二局”。毛泽东还说:“没有曾希圣的二局,就没有红军!”

  红军“破译三杰”中的曾希圣、曹祥仁,因为工作劳累,再加上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,都英年早逝(曾希圣<1904-1968>享年64岁、曹祥仁<1914-1975>享年61岁),他们遵守保密纪律,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传子女”,“活着烂在肚子里,死了带到棺材里”。没有写过回忆录。而邹毕兆因为加班加点破译密码,用脑过度,得了神经失眠症,“头痛,脑袋里各种叫声都有”。但是他却坚强地挺过了动乱,活到了85岁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按照中央部署,写出了万言回忆录。邹毕兆的回忆录是“现存记录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为详尽、最有见地、最具史料价值的权威性文献。我们对邹毕兆的这一重要贡献深怀敬意和感激”。

       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”。红军“破译三杰”破译敌军密电,掌握敌军最高层、最核心、最直接机密,为毛泽东挽救红军、挽救党,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。历史应当照亮现实,发扬光大,永久辉煌。

  七十年后,遵照党的安排,拉开“绝对保密”70年的历史帷幕,我们发现:湖南热土,人杰地灵,建党百年,于斯为盛。红军长征,不仅有艰苦奋斗,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,还有破译密电高科技。邹毕兆,是湖南邵阳名人中最富有红色基因、最富有传奇色彩、最能体现长征精神的红军英雄!
  
        红军破译英雄,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,他们的业绩与世长存。

  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2019年1月20日

注释:
①,《来自历史深处的报告——中国工农红军技侦情报工作初创时期回顾》第264页,总参谋部第三部,2008年1月出版。
②,吕黎平:《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》,117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③,秦福铨:《博古和毛泽东——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》151页。④,张家德著:《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》,227页。
⑤,彭德怀著:《彭德怀自述》,201页。
⑥,曹冶、伍星著《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》7页,彭富九《代序》。
⑦,曹冶、伍星著《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》375页。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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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(1949年9月)
开国大校邹毕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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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3年,周恩来、朱德亲自为中央军委二局“破译三杰”挂上红星奖章。
其中曾希圣是二等红星奖章;曹祥仁、邹毕兆是三等红星奖章(邹毕兆红
星奖章编号79)。全国红军被授予一、二、三等红星奖章的只有166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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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第一次授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颁发,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。邹毕兆三个时期的二级勋章全部拥有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,也是极其罕见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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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军委二局部分同志在陕北。前左一为戴镜元,左二为王永浚,左三为
曹祥仁;中间立者为邹毕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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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冬,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在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陪同下,接见红军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二局部分技术骨干大会合的历史照片。第二排
左起第二人为邹毕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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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3月21日24时蒋介石发出密电原件。现存于云南省档案局,201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公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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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密电当天就被红军无线电侦察台接收,22日13时被破译。22时,蒋介石密电中的围追堵截红军的部署,丝毫不差地变成了红军总部《敌情通报》发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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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11月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,邹毕兆战功赫赫,被中央提拔为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科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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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路福贵通讯处:

  1933年生,1949年参加革命。随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入湘。历任中共湖南省邵阳县委干事、办公室主任、邵阳地委常委秘书、绥宁县委副书记、邵阳县委副书记(主持全面工作)、湖南省建委办主任、省环保局副局长等。离休后,被省委聘为“党史联络员”。天津市读书十佳家庭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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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阳老酒 发表于 2021-3-1 14:51:45| 字数 10|来自:陕西西安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
铭记英烈,致敬路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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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的得 发表于 2021-3-1 16:47:07| 字数 5|来自:陕西西安 | 显示全部楼层
向英烈致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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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者 发表于 2021-3-2 10:25:54| 字数 33|来自:陕西西安 | 显示全部楼层
  邵阳人的荣耀

邹毕兆(1915-1999),湖南新邵县严塘镇夏家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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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那个样 发表于 2021-3-15 07:52:33| 字数 10|来自:陕西西安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
邵阳打天下的好榜样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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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图上旅行 发表于 2022-5-12 09:37:58| 字数 7|来自:陕西西安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
致敬邵阳英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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