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为何说—— “没有二局，长征胜利难以想象”？

毛泽东为何说——
　　　“没有二局，长征胜利难以想象”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路 明
　　
万里长征的“龙头”：“红星纵队”
　
　1934年10月6日傍晚，秋风萧瑟，于都水寒。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已经被任命为破译科副科长的邹毕兆，和二局无线电侦察部队战友数十人，组成了红星纵队二大队，携带6部电台，跟随中革军委组成的“红星纵队”，从瑞金梅坑出发，开始了漫漫长征路程。
　　


  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，中革军委下属四个局：一局：作战和机要保密；二局：侦察，主要是无线电侦察；三局：无线电通讯联络。为适应外线作战，在三局成立了一个通信团，王诤、伍云甫分别兼任团长和政委，下辖无线电营、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指导大队；四局：后勤供给。
        
　　中革军委二局组成是：局长曾希圣、副局长钱壮飞；一科（破译）科长曹祥仁、副科长邹毕兆（仅有二人,因为只有曹邹二人有破译技能）；二科（校译）科长李作鹏，译电员戴镜元等六、七人；三科（侦收）科长胡立教，侦收员李力田、贺俊侦、钱江等十余人；有侦察电台6部、技术人员三十多人。另有警卫分队、运输队、炊事班。行军序列是叶剑英领导的“红星纵队”第二大队。
　　
　　

　　红军离开了根据地，长途跋涉。敌军围追堵截，敌我双方的军队时时都在运动之中。蒋介石对国民党各军、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。红军的无线电侦察、密电破译活动也达到了最高潮，破译成功率百分之百。中央红军“破译三杰”在长征中，一路攻克860多种敌军密码(邹毕兆亲笔逐个记录)，为中革军委提供了准确、快捷的敌军情报，保障了中央红军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”。
　　
　　
情报是第一战斗力
　  中革军委二局，是中外历史上都难得一见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英雄群体。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，红军就已经拥有了一支“制信息权”的无线电侦察部队。他们能破译当时敌人所有密电码，掌握敌人最高层、最直接、最核心机密，为红军成长壮大、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。

　  中共中央两次关于历史问题的《决议》，肯定遵义会议是“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”、“生死攸关的转折点”。历史学家还特别指出：遵义会议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。长征的最大功绩在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。


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用什么“秘密武器”战胜数十倍于己的凶恶敌人？这事因当年对敌斗争需要“绝对保密”，因此鲜为人知。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，“情报是第一战斗力”。毛泽东把现代高科技信息手段引入战场，才创造出前无古人、革命性的运动战模式。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，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保证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克敌制胜、免于覆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毛泽东说：“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得意之笔”！


　  在中央红军历时一年零九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，四渡赤水之战用了大约两个多月，占六分之一的时间。是军事上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。

而这个转折点又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是40︰3的惊天数字下面实现的。敌军多达40万、150个团，而红军不过3万，2月10日整编为16个团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半数是非战斗人员，每百人才有40条枪。但是，天耀中华，红军不仅有百折不挠的信仰，而且有了领袖毛泽东，又有着破译密电的“秘密武器”。据邹毕兆当年对二局破译密电记录：在贵州省破译敌人密码高达180本，平均每天2.7本。毛泽东说：“二局就是红军的科学千里眼、顺风耳”。周副主席说：“四渡赤水，南破乌江，围困贵阳，甩掉敌人，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”！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教材称之为“神话般的奇迹”，更从历史学术的正面为之定性。
　　　

　  在瞬息万变、生死攸关的突破“封锁线”战斗中，红军连续侦收、破译敌军密电。军委二局侦收员贺俊侦（少将）回忆说：“我和钱江两个人，他一部机器我一部机器，我走前面他就走后面，他走前面我就走后面，两个人轮流，一天都不能够停。”他俩“前后接力”，接收到敌军密电，立即送交破译科科长曹祥仁、副科长邹毕兆。他俩只看一遍，就可抓住重复数码，采用“综合分析法”、“频率分析法”、“复合猜字法”、“归纳破译法”等四种破译方法破译。贺俊侦说：“情报掌握就是那个程度：国民党师以上的百分之百，密码百分之百，报文百分之百”。

　　军事情报有三大部分：战略情报，战役情报，战斗情报。红军破译敌军密电，不仅有战略情报、战役情报，而且有战斗情报。

　   邹毕兆说：“二局的工作，对蒋介石总部的所有活动，包括意图在内，都是了解的。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凡配有电台的师旅以上的司令部，他们干什么，只要通过电报，我们也就知道什么”!

　“毛泽东活用二局情报，写下了红军运动战的如神妙笔”。




邹毕兆亲笔纪录是“镇馆之宝”
　　　　
　　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直提醒我们深入思考：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从1927年始，由国民革命军两个起义的相当于团的成建制部队、以及一批农民鸟枪、梭镖、马叶子刀暴动武装的基础上，22年后，成长为拥有政权和几百万军队、消灭敌军多达1000余万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缘何而来？光以“小米加步枪”、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”或者“运输大队长”这类话来证明是不全面的。

　　曾经当过红军团长、解放军三野参谋长、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，2008年说：“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准确及时的技侦情报，加快了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进程”！

　　张震还说：“密码破译技术的掌握，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，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，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”。
　　　　
　　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三人是中央红军破译敌军密码的核心，被誉为“破译三杰”。荣获红军最高荣誉——红星奖章。邹毕兆亲手记录了中央红军破译成果，取名为《心血的贡献》。册中记载：从1932年10月至1937年底，军委二局共破译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，平均每月17个。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是0。原总参三部部长兼政委彭富九说：“我把这个见证技侦创业史的珍贵小本子交给保密室，现已成为技侦档案的‘镇馆之宝’”。

　　博古回忆：“（1935年）3月4日，中央军事领导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，朱德为司令员，毛泽东任政委。毛泽东任政委后，亲自主管（二局）一科（破译科），直接掌管（敌军）电台的通讯往来，以此指挥战斗行动，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”。

　　毛泽东说：“没有二局，长征胜利是难以想象的”！1939年初，在安塞二局会议上，毛泽东更加深情地说：“如果没有二局，长征时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”，并且当场题词：“好的二局”。毛泽东为军委二局定性： “没有曾希圣的二局，就没有红军”（曾希圣秘书邓伟志回忆录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邹毕兆是我四十多年的老领导，耳提面命，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一直想知道他在隐蔽战线的英雄事迹，却因为他的工作岗位就是我党我军最核心的机密，而邹老本人又是保密模范，因此我只是略知皮毛。问他为什么荣获“红星奖章”？他说：“红军发明了‘秘密武器’！但是上级规定保密。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子女。活着烂在肚子里，死了带进棺材里！”


　　红军“破译三杰”中的曾希圣、曹祥仁，分别担任安徽、浙江省委书记，工作劳累，再加上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，都英年早逝（曾希圣<1904-1968>享年64岁、曹祥仁<1914-1975>享年61岁）。他们生前没有写过详细的回忆录。邹毕兆虽然也经历了十年动乱，但是，他坚强地挺了过来，活到85岁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邹毕兆响应党中央关于老干部撰写回忆录的号召，多次到我军技侦部门参加座谈会，亲自动手撰写了万言回忆录。
　 　
　　我在八十岁以后曾经两次“重走长征路，学习老英雄”。老英雄邹毕兆后代给了我邹毕兆回忆录。党史专家曹冶（破译三杰之一的曹祥仁的儿子）、伍星（无产阶级革命家伍修权女儿）两位教授对邹毕兆回忆录《玻璃杯》评论为“三最”：“是现存记录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为详尽、最有见地、最具史料价值的权威性文献。我们对邹毕兆的这一重要贡献深怀敬意和感激”。

　　
红军长征有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
　　　
　　1935年10月19日，陕甘支队进入陕北苏区吴起镇，结束长征。
  
　　中央红军这次惊心动魄的远征，时间之长、规模之大、行程之远、环境之险恶、战斗之惨烈，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。中央红军横扫大半个中国，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，攻占七百多座县城；击溃、歼灭敌军包括中央军、湘、粤、赣、黔、川、陕、甘、宁、东北军数十个团；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保存有生力量、开上抗日前线的战略目标。战绩有多辉煌，牺牲就有多壮烈。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人，抵达陕北时只剩7200多人；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，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。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，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；其间共经过11个省，翻越18座大山，跨过24条大河，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，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，行程二万五千里，于1935年10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    再过一年，1936年10月，一、二、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     长征，不仅仅是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革命精神让我们热血沸腾；还有一群红军，穿草鞋、吃野菜、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同时他们又要抬着沉重的发电机、收发报机、汽油桶，每日强行军数十里，却又24小时接力开机，凭着共产党员铁的信仰、铁的信念、铁的纪律、铁的担当，实现了无线电侦察的全覆盖、全破译，攻占了当年无线电侦察科学的最高峰。特别是他们遵守保密纪律,甘做无名英雄，上不传父母,下不传子女，英雄业绩尘封七十年，直到本世纪初才解密。
　　
　　历史不可复制，历史精神则在怀念中复活。一种精神，穿越历史，昭示未来；一面旗帜，引领整个队伍；一种信念，点燃无数火炬；一个“秘密武器”，把敌军全部罩在玻璃杯里，上至蒋介石，下至敌军官兵，都变成活灵活现现的“杯中人物”。大江、峡谷、雪山、草地、饥饿、铁血，理想、红星、密电、火把、马嘶、枪声，浩浩荡荡，逶迤向北，直奔抗日前线。


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”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。当今世界，海陆空天电网全维空间联合作战体系的基础是信息化。“制信息权”是核心战斗力。


1937年春，中革军委二局部分同志：戴镜元、王永浚、邹毕兆、曹祥仁、钱江、罗舜初（从左到右）在延安合影。中间站立者是邹毕兆同志，时年22岁。

　   学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培育、锻造、使用高科技挽救红军的英雄事迹，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！毛泽东亲抓“科技第一生产力”“情报第一战斗力”，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党、挽救了革命的历史，应当照亮现实，发扬光大，永久辉煌。

1937年7月在延安。前右第二人是邹毕兆。


　　　作者：路福贵（路明）简介
　 路福贵，笔名路明。1933年生，1949年5月参加革命。随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入湘。曾经在中共湖南省邵阳县委干事、办公室主任、绥宁县委副书记、邵阳县委副书记（主持全面工作）、湖南省建委办主任、省环保局副局长等岗位上工作。1995年离休，被省委聘为“党史联络员”。被评选为天津市读书十佳家庭。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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